过度运用口号和标语,妨碍公共理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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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

“口号”和“标语”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中都起到重要的“宣传”作用,人们常常把口号、标语和宣传混为一谈,这是不对的。从历史发生的顺序上说,是先有口号,后有标语,最后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宣传。

口号难以避免笼统武断

口号的语言特征是精炼、简洁,是一种在政治、商业、宗教或其他语境中使用的简短有力的表述,在语言形式上类似于格言、警句、座右铭。这种语言表述往往得借助修辞手法,被用作一种宣传手段。

最早的口号与军事行动有关,英语的slogan一词就是从古代盖尔语的“军队呼喊”演化而来。一直到今天,口号所起的作用仍然主要是鼓动某种单一和统一的行动。当然也有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口号,例如古希腊柏拉图学院强调几何学的人文教育作用,在学院门口竖起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:“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”,可以说是最早有记载的标语化口号。在现代社会中,非政治的口号也是随处可见。例如,环保人士在自行车上挂一个小牌子,上面写着“燃脂肪,不燃汽油”(Burn fat, not oil)。人们穿着的文化衫上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类口号。

政治口号则顾名思义是政治性质的。不同的国家和政治制度会出现不同的政治口号。例如,200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“人人跟我们来”(Alla ska med)。听起来有点像“听某主席话,跟某某党走”,其实并不是这样,因为瑞典是一个民主国家,不同的政党相互竞争,选民有自己选择政党的自由,政党对他们只能争取,不能用命令的方式来说话,口号的政治性质自然不同。又例如,纳粹德国的口号是“一个人民,一个帝国,一个领袖”,这就是一个极权统治的口号。再例如,俄国十月革命的口号是“一切政权归苏维埃”,但后来这个政权变了样,1968年5月的欧洲学生运动在批判“苏维埃空想主义”时,从反面利用这个政治口号,提出了另一个政治口号:“不把权力交给空想”(No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)。

口号的变化与传媒和宣传手段的发展有密切联系。商业性质的宣传十五六世纪由于印刷术的运用而得到发展,17世纪随着报纸的出现,更增强了效能,18世纪后变得越来越重要。政治用途的宣传,在西方也是随着文字传播的便利而得到发展的,今天更是随着网络和手机短信的出现而形式多样。早期政治宣传运用得最多的是漫画,也有漫画配上文字的。美国革命前夕,富兰克林画过一张极有影响的宣传画,画的是一条蛇,身子断成8段,代表当时美洲的8个殖民地,配上了一句今天已经成为经典的文字:“联合,要不就死”(Join, or Die),1754年5月9日刊登在一家报纸上,不到一个月,美洲新大陆的几乎每一家报纸都转载了这幅宣传画和这句革命口号。中国古代像“替天行道,除暴安良”的说法,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口号。“一寸山河一寸血,十万青年十万兵”鼓舞过无数抗战的热血青年。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”、“反饥饿、反独裁,建立民主的新中国”这样的口号对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起到过巨大的宣传作用。修辞化的口号使得词句简洁有力,朗朗上口,容易记住。然而,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,口号常常是一种肤浅、粗糙、程式、空洞的表述,是一种非常单一的主观宣泄,而不是理性周详的思考表达。

过度运用口号和宣传对社会和政治文化是有害的,因为许多口号和宣传中包含着不利于国民理性思考、交流、说理的话语机制。例如,口号难以避免笼统武断,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“断言”。例如,“敌人一天天烂下去,我们一天天好起来”,这是自然规律吗?敌人是谁? 口号往往以大话鼓舞人心,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,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,其实并不切实。例如“东风压倒西风”,“文革”中说的:“大造人造粪,气死小日本”(不买日本化肥)。口号甚至根本无视现实,以空头支票代替现实目标。大跃进中有很多例子:“无煤也炼焦,无焦也炼铁”、“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”、“一天等于二十年,共产主义在眼前”、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高产”、“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,三天实现超声波化”。这样的口号与狂妄吹嘘完全没有区别,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浮夸、虚假的风气,对社会诚信、国民诚实也有腐蚀败坏作用。口号的特点是对群众蛊惑性的“断言、重复、感染”,利用群众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,不利于民主政治和生活秩序的公共理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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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签: 口号 标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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